
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以及周恩来同志对此十分关注,相继以特急电报指示南委(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)和八路军、新四军驻港办事处,要求尽一切努力营救、转移困留于香港的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。
1942年1月上旬,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开会研究紧急营救方案。当时,我任游击总队副总队长兼参谋长,参加了会议。
东江抗日游击区与港九地区之间,开辟有两条秘密的军事交通线:西线,即陆上交通线,从青山道经荃湾、元朗、赤尾,进入宝安游击区;东线,即水上交通线,由九龙经西贡村、沙鱼涌、淡水,进入惠阳游击区。会议决定那些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民主人士、国民党元老等,由水上交通线转移;其他绝大多数的文化界人士,则走陆上交通线;尔后,分别转送至大后方或敌后抗日根据地。
为确保途中安全,我们在两条军事交通线上,分别设立了多处秘密交通站,派精干的交通员做向导,由便衣交通队分批分段护送。我负责九龙至白石龙(宝安游击区)西线段。
此后的100余天,800多名滞港的抗日文化名人、爱国民主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沿着这些线路,神奇地从香港岛“消失”,他们中没有一人被捕。这次香港大营救,前后经历了3个月的时间,除了营救出著名民主人士、知名文化界人士外,还有数千名工人、学生和各国留港人员以及英国、印度军官,在全国、在海外华侨中,以至在国际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营救任务之艰巨,规模之大,时间之短,营救人员之多,不能不说是军事交通史上的一个奇迹。为此,我们受到中共中央通电嘉奖。
(贺建筑整理,原载
文章作者:王作尧
文章来源:政协深圳市委员会网站